听见与被听见- 我与我的美国

三月里的落杉矶，阳光灿烂，百花盛开。坐在温暖的书房里，绿茶，阅读，安静，自在。不经意抬眼看向窗前的两束鲜花，那是数周前结束职业生涯的告别会中，医院和同事祝贺我光荣退休的纪念。鲜花在逐渐凋零，显示着退休日子的逐日叠加。从忙忙碌碌中回归普通日常，往事历历在目。

— 当年和现在

自1983年从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90年来北美留学，4年后获BSN学位，转眼间已经在美国从事医疗工作30余年。职业生涯里，从死神那里抢救回少生命，帮助过无数病患，足以自豪。在东西方文化的转换里完成自我救赎是艰辛和有代价的。回望这段漫长而曲折的旅程，内心始终充满感慨与感恩。

初到异国他乡时，一切都是陌生的。语言，是横亘在每个移民面前最现实、也是最艰难的一道关卡。在医院工作，是对沟通要求极高的环境，每一次与病人的交流、与同事的协作，甚至接听一通电话，都是一次挑战。我在美国Kaiser医疗集团从事心血管肺专科电话门诊咨询，同时在一地区医院心血管病房兼职病人统筹协调主管。工作的重点是口语交流，凭医学知识经验判断病情并给出建议及协调指令。作为一个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人士能否在分秒必争抢救生命的境地中可以准确的和病人及梯队交流沟通是胜任工作的一个关键。面对不同背景的患者，我不仅要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还要理解他们的文化习惯、情绪表达与家庭支持方式。这让我逐渐明白，真正的医疗不仅是技术，也是沟通、理解与尊重的枢纽。

— 曾经与回顾

每日的电话门诊，没有夜晚的寂静。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夹杂在键盘声、脚步声与简短的交谈之间，并不显眼，却始终不断。它不像急诊那样紧张，也不像病房那样可见，但在这些看似平稳的时刻，许多故事，会悄然发生。

几十年来，我坐在电话这一端。听声音，问问题，然后在有限的信息中，做出必须负责的决定。刚到美国时，几乎听不懂快速的英语口语。不是没有学过，而是在真实语境中抓不住它。面对面尚且可以借助表情和手势，而电话里，只有声音——快速、连贯，没有停顿等你。

第一次独立接听咨询电话，我几乎屏住呼吸。

"I'm sorry?"

"Could you repeat that?"

更糟糕的还有我的口音和非口语化的表述，有时让电话那端的病人茫然无措。感谢我的恩师Janet，她曾坐在我身旁，一字一句校正我的发音，指导我如何把书面式语言转换成口语表达。我反复确认，一边记下零散的词语，一边在脑中拼接意义。对方的焦急透过听筒传来，而我必须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稳定。那时我最清楚的一点是：这里不能出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英语逐渐流利起来，从最初的磕磕绊绊，到可以自如地进行电话咨询、协调多方资源、参与临床决策，我一步步建立起信心。那些曾经让我畏惧的场景，慢慢变成了我可以从容应对的日常。

— 听见与判断

在逐渐积累的经验中，我才明白，我所需要掌握的，不只是语言。而是判断。

我有深厚的医学教育背景，我的母校南京医科大给了我极其严格的临床诊疗思维训练加上几年心内科医生的实战经验，我有信心胜任这工作。电话那头的病人，往往说得并不完整。有些是因为紧张，有些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确定什么才重要。于是，很多关键的信息，藏在细节里。

病人的不同文化背景对病痛的反应不尽相同。亚裔病人有时会只说一句"just a little discomfort"，可能意味着忍耐；一次短暂停顿，可能是呼吸的变化；反复强调"没事"，反而可能提示问题。我开始学会放慢节奏，多问一句，再确认一次。语言仍然不够完美，但判断逐渐清晰。

那是一通发生在普通工作日的电话。时间接近中午，对方是一位中年男性。他的声音平稳，说自己只是"有点不舒服"，不确定是否需要来医院。这样的开头，在电话门诊中很常见。

我按顺序询问：部位、持续时间、伴随症状。"胸口有点闷。"

"多久了？"

"大概半个小时。"

他说得不急。但在进一步询问中，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太协调的细节——他说话时有轻微停顿，提到出汗，也提到一点恶心。这些症状单独看并不突出，但组合在一起，让我警觉。

我问他不适程度，他想了一下，说："六分左右。"

不是剧烈，但已经不能忽视。我没有给出模糊建议，而是直接告诉他：请现在去急诊。他有些迟疑，说："我休息一下看看？"

我打断了他。这种打断并不常见，但那一刻，我很清楚，继续等待，本身就是风险。我让他不要开车，让家人送，或者直接联系急救。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然后他说："好。"

几天后，他再次来电。他说，那天到医院后，很快被确诊为心脏问题。医生告诉他，如果再晚一些，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他说得很平静。我握着电话，没有立刻回应。

那一刻我意识到，在这个没有见面的职业里，我们有时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与他人的命运产生交集。没有仪式，也没有旁观者。只有判断。

— 经验与思维

一个病人，咳嗽近一年，支气管镜，痰培养全做了就是找不到引起咳嗽的原因。什么癌症什么疑难杂症都想过了。那天病人打来电话，本也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想要一些咳嗽药。我的诊断思维方式是从常见病开始排除。我发现，病人在服用ACE inhibitor这种药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引起咳嗽。我发现他的咳嗽史和服药史相符，就建议他停服这类药试一试。结果一个小小的建议让困挠他一年的咳嗽不治而愈。病人感谢不尽，并向医院发了感谢信："Yi is the best!"

我还有一张表扬证书是病人报告给医院的。那天接到一个病人和他太太打来的电话，说哮喘发作好几天，无论用什么支气管扩张吸入剂都无效，去了急诊两次，哮喘还是持续复发。听到主诉后，我决定首先从简单发病原因找起。Kaiser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子病历档案，几分钟内就了解了病人的病史和服药史。我注意到病人在服用一种心脏病药物，是一种beta blocker，这类药物可以阻断心脏的beta受体从而减缓心率达到治疗作用。但是这种药物在阻断心脏受体时也同时阻断了肺支气管的beta受体引起支气管痉挛导致哮喘发作。于是我建议病人暂时停服Beta blocker和心脏科医生讨论一下更换另一种药。两天后，夫妇俩开车过来给了我一个大拥抱，说听了我的建议后停药当天，哮喘就没有发作。

— 挽救和重建

我在美国从事临床工作的三十余年里，经历了无数医疗场景。大多数平常，少数关键，而真正留下印象的，往往并不是最惊险的，而是那些在边缘处被拉回来的时刻。

有一天，接到一个护士报告，说一个病人陷入昏迷，心率降至每分钟30多次，生命危在旦夕。我迅速浏览了病人病史，随护士去查看病情。只见病人皮肤湿冷，面色苍白，典型的低血糖症状。当场测血糖为128，属正常范围。但我建议立即静脑推注50%高糖。当即一个护士提出反对，说血糖在正常值，为什么要推高糖？我回应到，这个病人今天早晨的空腹血糖值是260，现在降到128，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这128就是她的低血糖。刻不容缓，50%高糖缓慢推进病人静脉，几分钟后病人苏醒，一条生命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在被病人及家属称为"天使"之时，我要深深感谢我的母校南医大，让我获得坚厚的医学知识，让我们具备了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感恩美国的医疗集团给了我救死扶伤的平台，让我有用武之地有机会挽回无数生命。一个好的医疗工作者在患者出现特殊或紧急情况时能具备突破常规思维模式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对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是何等重要！当然这种能力的形成除了受过良好训练，也与持续学习和临床经验积累紧密相关。

— 这里和那里

很多年后，我不再反复问自己是否属于这里。

当你在一个体系中工作、承担、被需要，当你的判断成为别人行动的一部分，"在这里"这件事，就已经发生了。

我仍然记得自己的来处，也保留着最初的语言与习惯。但与此同时，这片土地承载了我最重要的职业与时间。

归属，并不是替代，而是一种逐渐叠加的存在。

这些年，我听过无数声音。它们有的急促，有的犹疑，有的只是简单一句："我不确定该怎么办。"

这些年，我遇到无数急诊。而我所做的，不过是在那一刻，给出尽可能清晰的回应。

我没有做出可以被记录的壮举。但在一些不会被记住的时刻，我曾经让犹豫停止，让风险被提前看见，让时间没有被浪费。从听不懂，到能够判断；从不敢确认，到必须确认。

三十余年的时间，没有喧哗，却足够坚定。

而在这段路上，我学会了如何听见别人——也终于，能够被这个世界听见。

— 夏毅写于2026年三月的落杉矶